三家公司纠葛引发的司法权之争

方圆法制2006.12/下半月刊/总189期

               文/特约记者  章伟  晓华

 

“这个案子共有107本卷宗，需要开庭审8天。”12月13日，湖南建功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勇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被告人张庆民被控涉嫌：诈骗、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三宗罪”。此前12月11日至12日，广州越秀区法院公开审理了张庆民一案，2007年1月8日至13日，法院将继续开庭审理。

张庆民曾是中国资本市场、股票市场上的知名人物，有财经媒体报道说，他的一惊一乍，犹如蝴蝶振翅，不同程度的牵动着资本市场、股票市场上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而张被捕前系万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同时还兼任其他两家公司的董事长。

更有戏剧性的是，这个案件最早是安徽省高级法院审理的一起民事纠纷案。原告是山东省阳谷县鲁银实业有限公司，状告张庆民和广州中科信集团“合谋 ”转移资产，将1050万美元的资产以4万元人民币的债权落空。而正当安徽省高院开庭审理时，广州警方突然出现在法庭上，将阳谷县鲁银公司的人“带走”，并要求安徽高院将案件移送广州警方。官司最后打到最高法院，今年7月24日，最高法院作出最高裁定，案件无须移送，广州警方以“刑事先于民事”为由，要求将案件移送的理由不足。

结果，同一个案子，最高法院作民事案件处理，广州警方当作刑事案件调查。三家公司之间的纠葛，演变成了罕见的最高法院和广州警方之间的司法权之争。

 

离奇的股权转让合同

 

2003年3月，张庆民在广西南宁开发的“外滩新城”工程，因为后续资金存在困难，张便邀请广州中科信加盟。在中科信承诺注入2亿元资金后，双方签订了一份离奇协议：

张庆民将其在“外滩新城”项目中的出资1050万美元（占70％的股权），以4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广州中科信（及其控股公司）。

为了让这个协议“铁板钉钉”，双方又签订了这样一份补充协议：双方在协议中所确定的转让价格（共计4万元）是合理的，不存在显示公平或重大误解的情形，更没有欺诈或胁迫的成分。任何一方不得以本合同有显示公平或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合同，更不能以欺诈或胁迫为由主张本合同无效。

协议签好后，在张庆民的一再催促下，广州中科信的2亿元资金到账了。

“但这2亿元资金仅仅在账上呆了不到一周，就被转移走了 。”北京中嘉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彦光曾是张庆民的代理律师，他告诉记者说“中科信做了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不仅如此，中科信还将外滩新城项目进行了评估，作价5.6亿元，与一家公司进行了资产置换。”

“这一来一往，没做什么投入，资产徒增几个亿。”一位报道过广州中科信资产之谜的媒体记者说，“这也许就是广州中科信资产两年翻十倍的秘诀。”

就连最高法院在裁定中也认为，这个协议是象征性或无偿地转让了张庆民的股权。

聪明绝顶的张庆民感觉被欺骗了，更让张惊诧的是：广州中科信将“外滩新城”房地产评估为5.6亿元后，于2003年5月29日，收购了上市公司中钨高新，成为该公司的控股股东。随后，中科信将5.6亿的优质资产剥离。

2004年5月14日，张庆民以存在重大误解为由，向广州市中院提起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诉讼。法院还没开庭，因为张庆民尚欠阳谷县鲁银实业4400万元，阳谷县鲁银实业获悉张庆民与中科信之间的协议后，认为张庆民将1050万美元资产白送给中科信，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有故意合谋、串通逃债嫌疑，急忙向安徽省高级法院起诉，要求张庆民还债，并判决张庆民与中科信的离奇协议无效。

原来，张庆民于1999年5月16日与

山东阳谷县国资局签订了《山东阳谷电缆集团公司股份转让合同书》，张庆民欠阳谷国资局4400万股权受让款。后来，国资局将债权转给阳谷县鲁银实业。2002年6月10日，为便于公司改制，张庆民承诺以“外滩新城”70%股权的权益收入作为优先还款来源。现在，“外滩新城”1050万美元被作价4万元卖掉，对阳谷县鲁银实业来说，等于4400万元打了水漂。

安徽省高院受理此案后，很快向当事人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张庆民是被告，广州中科信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与此同时，广州中科信认为鲁银公司与张庆民的债权债务关系纯属子虚乌有，是合谋“诈骗”，并向广州市公安局举报。

这样，三家公司就纠葛在一起了，从原来的“交好”变成了现在的“交恶”。

 

高院开庭警察抓人

 

安徽省高级法院受理阳谷县鲁银实业的起诉后，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冻结了广州中科信所持有的中钨高新股份23162500股。

广州中科信也不甘示弱，先是在业内放风说，张庆民和阳谷县鲁银实业是“合谋”， 目的是诈骗钱财。随后，通过公司在广州建立的广泛人脉关系，获得了广州警方的大力支持。

审判权和侦查权开始了“较量”，令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

2005年7月12日，安徽省高院开庭审理阳谷县鲁银实业状告张庆民和广州中科信一案。“当时来了几个旁听人员，审判长坤问：你们是哪里的？对方说：是广州市公安局刑警队的。”杨彦光律师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大概用了三个小时就开完庭了，当审判长宣布休庭后，旁听席上的几个警察立即站起来大声嚷嚷，不许我走，要拘传我和另一个律师刘军，并扣押了我的委托人。”
    “他们连什么手续都没有，就拘传人。”说起当时的惊险，杨彦光还有一肚子气，“况且，他们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填传票？”

经过数小时的交涉，杨彦光终于安全的离开了合肥，但回北京后，他还经常接到广州警方打来的电话：我们还回去北京找你的。吓的杨彦光到北京市司法局申请“庇护”。“律师代理刑事案件有风险，没想到民事案件也差点被拘留。”

其他人就没有杨彦光幸运了。鲁银公司代理律师刘军被拘传，张庆民被刑事拘留，罪名是诈骗。张庆民公司的副总、办事处主任等人，也被刑事拘留。

说起这次开庭经历，刘军至今心有余悸。“警方对我使用了暴力。”这位北京君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对记者说，“在法庭上，四民警察架着我，把我塞进警车。尽管当时审判长强烈抗议，不得在法庭上抓人。”

刘军被带到安徽省公安厅，一直到夜里12点才放人。“他们没有任何手续。当我向他们索要时，他们才打电话让广州市公安局传真过来一份拘传文书，属于事后补办。警方在明显诱导我，让我承认这是一起刑事案件，法院当做民事案件审判有误。”

随后，广州警方要求安徽省高院将案卷移交。“他们的口气很硬——刑事优先，几乎是命令的口气要求省高院把卷宗移交给他们，并终止审理。”安徽省高院一位法官对记者说，“我们认为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民事案件，不是刑事案件，所以无需移送。最高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查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法院的，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

这位法官的观点，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今年7月24日，高院作出最后裁定，认为案件无需移送，广州警方以“刑事先于民事”为由，要求将案件移送的理由不足。在裁定中，最高法院甚至认为，即使阳谷县鲁银实业与张庆民在虚构债权债务行为，这两家公司的合谋行为也无法直接使广州中科信承担债务。而且，所有这些问题，皆是民事诉讼解决的问题。况且，从行为结果上看，广州中科信确系无偿或象征性的取得了张庆民的1050万美元控股。

 

司法权之争引起高层关注

 

“这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差点被广州警方拘留的杨彦光律师认为,”广州中科信的总部在广州,明显是利用公安机关的侦查权来干扰民事审判。”

广州公安和最高法院的司法权之争，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的注意，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刘冬荣、黄  琼瑶等12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全国人大依法监督此案。确保司法权的统一实施，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干涉司法。在审议两高报告时，人大代表又提请最高检察院重视此案，并进行法律监督。

   刘冬荣代表援引乔红霞案件说，甘肃企业家乔红霞与澳柯玛集团销售公司本来打得是一场经济官司，澳柯玛公司败诉。但在甘肃两级法院胜诉的乔红霞却因同一法律事实竟然被青岛市中院以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13名全国人大代表监督此案后，“两高”指定由天津市司法机关管辖，经补充侦查，天津市检察院认为该案不构成犯罪，将该案退回青岛市公安局。

刘冬荣认为，对同一事实和纠纷，在最高法院已经有明确裁定的情况下，广州警方就同一事实作出完全相反的认定，表明司法权在各自为政，这背后隐藏的是典型的地方保护。此风一旦盛行，统一的国家司法权将大受损害，司法权威将丧失殆尽。

胡勇平律师认为，广州中科信资产已经超过50亿元，每年的营业额也超过10亿元，是广州的一个利税大户，其在广州的影响力很大。

据记者了解，围绕最高法院和广州警方的司法权之争，已经引起全国人大的关注，并已派员对此展开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