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届政法学子：追忆我们的政法岁月
追忆经九五三班十年（一）问：我们今天找你来了解一点情况，希望你如实作答。说假话和作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听明白了吗？
答：听明白了。
问：你们认识多久了？
答：十年，整整十年了。
问：你还记的开始的那天是几月几日？
答：1995年9月13日。
问：那天你们在什么地方？
答：那天我们如果不在政法学院，就一定是在去政法学院的路上。
……
不知道是否还有人记的大三心理学课上的那个试验：在老师的授意下，用领带、头巾和脏兮兮的马甲装扮起来的宁东和吴疆两人，手持着木棍、短刀，旋风般咆哮着冲进了教室，仿佛两头突然闯进了浆果园的棕熊。在虚张声势的喊叫了几分钟后，两人在几十名同学仓皇而迷惘的眼神中匆匆逃离了现场。老师就此布置题目，要大家马上记录下刚才发生的一切，以及自己的所感所想，四十分钟后，再重新写一遍。结果，铁一般的事实显示，仅仅四十分钟的时间就足以让一个人对一件事物的描述和感想产生根本性变化，甚至自相矛盾，面目全非。
试验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任何言辞证据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远离事实，就像长江里远去的孤帆，慢慢的与碧水苍天溶为一体。
所以，在十年后再来回忆我们当时相逢的情景，任何人都拥有足够多的不信任来质疑这种回忆的真实性与可信度，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我自己。但是另一个声音却在我心底固执而倔强的声称，所有那些记忆都是真实的，当年的一切仍旧如刀砍斧剁般印留在我的心里——那是强烈刺激与震撼后留下的所谓刻骨铭心。事实上，直到现在，每当仲夏的海风吹过我的床头，我总是会重复那个早已不厌其烦的梦——所有的证书与文凭在一夜之间悉数作废，我必须重新坐回高考的考场，手足无措的面对着莫名其妙的试题，散坐在我周围与我一起受刑的，居然是我大学四年里的同窗。
人在高压的重负之下是极其敏感的，这种敏感如同松软的流沙，会在不经意间记录下飘过其上的每一股柔风和撒落其上的每一滴细雨，无论他是否心甘情愿。而我恰恰正是在这不经意间记录下了那个时间发生在自己周围的点点滴滴，并在许多年后意外觅得，然后在惴惴不安中小心的将它一展尘封。
十年前的那个7月7日的清晨，我们和全国上百万个面临命运筛选的青年人一样，神情肃穆，目光呆滞。十几年的学生生涯此时不得不面临着生死抉择，50个小时之后，天堂向左，地狱向右。所有人的人生注定将因为这50个小时的不同而变得不同，历史也注定将因为它在这50个小时里所作选择的不同而变得不同。
我们那时的高考是在七月，那是一个通常情况下都艳阳高照的月份。民间传说中所谓的“黑色七月”在热辣辣的阳光下被照得惨白，如同诈尸的女鬼将恐怖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有不少西安同学都说当时他们的考场里不得不摆放着大堆的冰块，用于稍稍抵御酷暑的肆虐。但即使是这样，意外仍然不时发生。李敏后来就对我回忆说，语文卷子刚一发到她手上，她的鼻血就像瀑布一样流出来了，监考老师七手八脚的帮她清理和擦拭，以免试卷因为溅上了血渍而被判作废。
相比较而言，我和张京海还算是幸运，因为青岛那年的高考是在大雨滂沱中度过的。从第一门开考的铃声响起，直到最后一门考试的结束，大雨整整下了五十个小时。走出考场的时候，七月里少有的冷风窜入衣领，吹得人浑身都是鸡皮疙瘩，仿佛是苛意在提醒我人生中一个全新时刻的到来。
[color=#ffffff] 自:Club.ChinaRen.com[/color]
主题:追忆经九五三班十年（二）
经过漫长的等待，我终于在9月13日踩到了西安火车站的二号车台上——这一天，也是我们经九五三班诞生的日子。在其后的四年时间里，我几十次的通过这个站台往来奔波于青岛和西安之间，直到1999年7月9日清晨伤感的告别，临行前我俯身亲吻了一下脚下这块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车台，回到家里趴在枕头上放声大哭。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应该承认，初到西安时的我对于这座城市几乎是一无所知。西北政法学院派来的大巴车载着我奔驰在午夜时分的西安街头，那是我唯一一次乘坐那辆汽车。许多年后我一直在怀疑自己的记忆是否出现了幻觉——因为我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那辆车。但我又清楚的记的那晚车窗外灯火阑珊，人流如潮，矫健的自行车手们按着车铃，蛇般的在汽车间狭小的空隙中灵巧的穿梭，高大雄伟的钟楼在聚光灯下将影子投射在深邃的夜空上，远处城门洞开，影影绰绰中还是让我看到了女墙与敌楼。我在兴奋与不安中猜想着这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前方是怎样一个的学校和命运在等待着我。
然而，当我今天回忆起这座彻底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城市的时候，我惊异的发现，在这座城市留给我的印象里，居然没有秦俑的威武，没有华岳的雄险，没有汉陵高大的封土，没有大唐轻扬的霓裳，没有穆斯林们虔诚的祈祷，没有城市里如潮的自行车流，甚至没有暮鼓晨钟和大慈恩寺里缭绕的香火……总之，这座城市赖以成名的所有标志几乎都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记忆，留下的，只有黑脸的麻雀，漫天的黄土，惨白的阳光，还有钟楼小奶糕，回民街的青砖，喧嚣的夜市，生硬得足以击穿城墙的秦腔，以及从来也看不到一颗星星的暗红色的夜空。
而与之相类似的，西北政法学院留在我记忆里的，既不是孜孜不倦的学子和娓娓道来的老师，也不是完善的教学设施和绿树成荫的校园，更不是“严谨、求实、文明、公正”的校训和“我们将责无旁贷”的毕业誓词。它所留给我的，只有四年自由散漫的经历，名动一方的杨家拉面，一元钱一瓶的冰峰汽水，以及一群与我一起并肩走过的人。
西北政法学院建在大唐帝国首都的保宁坊上，1300余年前，这里曾经是唐高宗李治的潜龙时的晋王府。后来李治君临天下，便在这里建起了名动一时的昊天观。观中香火之盛，一时冠绝关中。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昊天观与保宁坊均随着大唐王朝的逝去被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世事沧桑，风云变幻，无数的人来了又离开，无数的故事讲了又遗忘，无数的房屋建了又倒下，无数的花儿开了又落败，只有夏日里墙脚那一声细细的虫鸣，诉说着自己逃离晋王追捕时的惊心动魄。当新中国把西北政法学院的校址选在这里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记的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的辉煌了。我们来到的时候，也只是知道，这里的邮政的地址是长安南路88号，我们就是这个地址下76号信箱里的一个符号。
我的宿舍是第二四合院的3-4，宿舍的门前有一个水泥砌成的水池，八个一字排开的水龙头供给着十间宿舍里七八十人的日常生活。与公寓楼有所不同，这些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据传来自一口为政法学院自有的水井。每逢夏日，古老的而破旧的西安照例闹着水荒，整个政法学院也不例外，公寓楼里的学生们甚至要等到午夜时分才能盼来冲凉的水。唯有这口我迄今未曾谋过面的水井，仍在源源不断的给我们提供着清凉。在这个改造自猪圈至今依旧被学子们戏称为猪圈的地方，这是我们最最得意和骄傲的待遇。为此，英勇无畏的党辉甚至曾经把每天的冲凉当作是一项事业，从夏季一直持续到11月份。当他袒露着一撮湿淋淋的护胸毛从容的走回宿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目光里都满含着最原始的崇敬与谦卑。
不过，可能是由于校方实在无法掌握地下水的净化技术，他们不得不在水里加入了太多的漂白粉，以至于水从水龙头里喷出来的时候完全是乳白色的，仿佛刚刚挤出的牛奶，而且居然真的还会冒汽儿——伴着令人恐怖的嘶嘶声，漂白粉清晰的在水下纵横激荡，十几秒钟后才渐渐化成一股薄雾，从水底连窜带蹦的跃上来，弥散在水面的上方。有不幸没能跟随大部队跃出来的漂白粉，便化作一层细小的气泡，静静的伏在水下，犹如一颗颗玲珑的珍珠。在懒得去水房提开水的日子里，我们曾尝试着将这样的水直接饮下，冷澈心扉的战栗之后是令人哭笑不得的饱嗝——用漂白粉做的饱嗝。
追忆经九五三班十年（三）
若干年后，我在古籍中偶然读到了这样一则故事：唐相李德裕好饮惠山泉，置驿千里传送，称为“水递”。其穷奢极欲一时间颇受非议。当时的著名诗人皮日休甚至借用杨贵妃驿递荔枝的旧事专门为此作了一首讽刺诗：“丞相长思煮茗时，郡侯催发只忧迟。吴园去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
于是有一位老僧站出来要求拜见李德裕，说要饮惠泉水其实不必到无锡去专递，只要取京城昊天观后的水就行。李德裕大笑其荒唐，但还是让人取一罐惠泉水和一罐昊天观水，悄悄做好记号，与其他各种泉水一起送到老僧处请他品鉴。老僧一一品尝之后，从中取出两罐，李德裕揭开记号一看，正是惠泉水和昊天观水。惊奇之余李德裕竟也不得不信，于是就不再用“水递”来运输惠泉水了。
我猜想，如果没有弄错，我们当年和着漂白粉喝下的大约就是这种水了。今日想来，实在是牛嚼牡丹，罪过呀！
然而更为罪过的事情还不止如此！炎炎烈夏，我和室友们曾经合伙将这价值连城的井水浇上屋顶，用以驱热。应该承认，这种做法的效果确实不错，我们甚至能看到被炽热的水泥楼面炙烧蒸腾的水汽，听到天花板上淬火般的滋滋声。从屋顶流下的水线珠帘般遮在门前，在这个时候，没有谁胆敢冒险从下面经过，那几近沸腾的温度会轻而易举的把人像羊肉泡馍一样烫熟。但是由于四合院的建筑质量太差，房顶有些漏水，有几次竟然淋湿了柳涛的床铺。
其实当年政法学院里的建筑质量大都不怎么样，但这却恰好给了聪明的校方充分发挥想像力的空间——他们居然将隔壁陕西广播电视中心二十余层的大楼拍进照片，制成了招生简章。我的一个九三级老乡自称当年就是因为受了这份移花接木的招生简单的愚弄，报考了西北政法学院。
除此之外，学校的后勤工作也实在无法令人满意。虽然经费紧张的苦恼从我们入学起那天就被校方日复一日的灌输着，但他们却总是能挖空心思的想出一些极其奇特的招数来达到紧缩银根的目的。比如说，学校的食堂在周末只向学生们提供两餐，一餐在上午九点，另一餐在下午三点。校方的对此的解释是学生们周末要睡懒觉。许多年后，当我向其他大学毕业的同事们讲起西北政法学院的这种做法时，他们都惊奇的瞪大了眼睛，仿佛听到了一段有趣的异国风情。我只得哄他们说，其实古代的中国人一直都是一日两餐的，传统的西北政法学院只不过恰巧较好的保留了这种生活习惯而已。
更令我耿耿于怀的是另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小事。那是我初到西安的第三天，我去学校的电话亭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当时想让家人给我打回来，可由于事先忘了查清西安的区号是多少，就只好问了一下看电话的家伙。他很不屑的用上眼皮瞟了我一眼：“0910。”我不晓得他这样做是出于何种心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完全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万幸那个电话我没打通，否则母亲如果把电话打回到咸阳竟发现找不到我，还不知道会胡思乱想些什么。几天后我才从别人那里搞明白西安真正的区号，代价是险些为此输了一顿饭。
追忆经九五三班十年（四）
在入校的一周后，我们开始上课。第一节课是一门非常怪异的课程——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简称“大思修”）。之所以说它怪异是因为西北政法学院其实一直很注重培养学生们做自由职业者（尤其是律师）的能力，但这门课却仿佛是特意为公检法部门在培养人才。上课时间被安排在了周四的晚上，给我们上课的是当时的经济法系党委书记。虽然不客气的说，这位迄今官运亨通的书记的课讲得并不算太好，但在当时却对我的灵魂产生了足够震慑。那节课上，他随口讲到了禅宗，讲到了慧能在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意义，讲到了佛教在中国的演变，讲到了中国人的圆滑与善于变通，讲到了我们高中三年一直处于被批判地位的“仁者心动”。虽然若干年后我在白寿彝先生的著作里找到了他全部的引文出处，但这却并不妨碍当时的我开始对所谓高等教育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这时的我才知道，原来知识可以这样被传授，原来学问可以这个被汲取，原来历史可以这样被解读。而且，当许久之后我在大理的崇圣寺中偶然引述那天晚上的所学时，居然也能引来无数惊异的目光和此起彼伏的唏嘘声。
那节课后，老师给我们布置下了我们大学生涯里的第一次作业，下次课上每人以《我的大学梦》为题作一篇的演讲。演讲要求分三个层次：个人简介、曾经憧憬、未来打算。其实，那时的我仍沉浸在高考八股文的荼毒之中，早已失掉了写文章应有的本性，更没有来得及学会胡搅蛮缠的魄力和敢把太阳论证成圆椎体的勇气，于是短短的四五百字，居然也搞得我搔掉了不少的头发，中间少不得还夹了些刻苦学习、报效国家之类的话。
一周后，月黑风高，我们挤在一号教学楼的一间小破教室里，心怀忐忑的相互推诿着，谁也不肯最先登台，仿佛一群在劫难逃的肉鸡，明知早晚要轮到自己，却仍心存幻想的拖一刻是一刻。还是张鹏充分发挥了作为一个陕西人的冷娃精神，他第一个跳上了讲台。于是，窒息的气氛被打破了，同学们开始活跃了起来，纷纷登台一展口才，并为大家留下了不少堪称经典的回忆，比如侯蔚芬的“山美水美人也美”，比如张弛的“浓缩就是精华”，比如索菲的那个她追逐的梦，比如吴德忠的痛说革命家史，比如任颖的轻松幽默诙谐……
其实那个晚上3-4的几位成员究竟都说了什么，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甚至连我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也已经几乎记不的了，隐约中只记的我演讲时眼前浮动的几十双迷离的眼睛和下台时那片善意而热烈的掌声。
我身上的八股遗毒一年后在一位痴迷于咆哮的老师那里得到了强制性化解。他在一次批完我们的文章后痛心疾首的声称，他最烦看到文章里动辄联系到大学生自身品德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那是无病呻吟和装腔作势，是张扬个性的泯灭和对自由思想的扼杀。他坚决的态度让我不禁想起了韩愈、但丁、鲁迅这些声名显赫的名字。我开始尝试着在文章里恢复自己最天真的热情。然而他的话让我在今天想起来仍感觉颇具讽刺意味——幸而他教的是中国革命史，倘若他教的是“中国建设史”，恐怕连他自己也要下岗了。
我们的第一门专业课是法理。我至今仍固执的坚持着一个观点：“法理”就是“缺乏道理”的简称。就是这么一门搞得人一头雾水的课，偏偏又是由一个操着陕西话的老者来教，其间还夹杂着35%的河南口音。于是便有了廖志平那句名传千古的“很费力啊”。而柳涛甚至没等第一节课上完就立下了要学陕西话的志向。
其实陕西话并不是太难学，至少要比英语好学，我以为。只要好好把《古文观止》读上几遍，然后到街上去练练口语和听力，不消两个月便可以学成归国了。况且幸好我的宿舍里有一半人都是陕西的土著，日常的语言氛围自是不在话下。而这其中又尤以段红杰在教授日常用语和固定搭配方面最为热心，诸如“把活垤，这下你可日麻达咧”、“个旧的屋儿把面克里麻撒垤完”、“窝蛮蛮丁芥疙瘩”之类听上去宛若天籁之音的语言，都是承他引经据典，旁证博引的加以阐释，直听得我瞠目结舌，呆若木鸡。原来中华文明的最后一只恐龙竟然就生活在我们的周围，在乡言俚语间口口相传，艰难而顽强的存活着！我头一次对我们古老的国度变得肃然起敬了起来。
追忆经九五三班十年（五）
廖志平甚至学会了用陕西话造词，他将陕西话里的“份”（裤子）和“撒”（脑袋）连在一起，为一种我们日常穿着的内衣取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名字。当然他终究来自湖南，同陕西的土著们相比，其陕西话的熟练程度毕竟还是稍逊一筹，比如刘飞跃。说来难以置信，由刘飞跃创造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褒贬双义形容词“马”，居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风靡西安的大街小巷，成为西安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词汇。不久前的电视剧《西安虎家》里就有的一句出镜频率极高的台词：“把人累成马了！”如果不是亲历，真不敢相信历史的创造者居然就在身边。曾有人问我为什么ID里有个“horse”：“莫不是因为你属马？”我一笑：“因为我来自西安。”
其实我自称来自西安实在是有些自作多情，西安能否继续接纳我还是个不小的疑问。然而我却很高兴生命中曾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
就在那年的“纪念12·9运动六十周年”庆典上，刘敏慷慨激昂的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作了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演讲。演讲结束后，一位年迈的老教授被人搀扶着颤颤巍巍的走上讲台，用一口混沌不堪的陕西方言给我们这群新兵蛋子训话。当他讲到“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有啥意思嘛”的时候，我几乎给笑得当场摔死在地。许多年来，老人家的这句说者无心的肺腑忠言一直被我当成笑话亵渎着，每当有人说陕西方言“冲”的时候，我就会用陕西话讲起它，而且效果通常总会如我所愿的那般好。时光飞逝，不知道那位老人近况如何，他若是知道我十年来竟一直如此对待他的一番苦心，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在李唐皇帝告别长安的整整1100年后，我带着刚刚迎娶的李家一位不知“曾”了几代的孙女，在游览过了李治的乾陵后又来到了他和我都非常熟悉的保宁坊旧地。岁月荏苒，这个男人已经如同他的晋王府和昊天观一样，早被历史的灰尘涂抹得面目全非。追忆着他的经历，我突然从他身上感悟到了一丝悲凉，这个身不由己的男人被迫选择的了他原本不喜欢的职业，被迫做着他原本不喜欢做的事，被迫聆听着世人的刁难与非议，被迫忍受着良心上的不安与谴责。他曾经短暂的快乐也许从他踏上保宁坊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将会逝去。千年之下，一位与他心有凄凄的家伙站在他的旧宅上，听着他曾经听过的虫鸣和轻风，追忆着十年前那个风花烂漫的季节，为自己在这片土地上四年的胡作非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