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学”若烹小鲜

《书屋》二〇〇七年第三期

治“大学”若烹小鲜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争创一流大学”口号的呼声中，我国大学兴起的“圈地”运动、“合校”浪潮、“扩招”比拼，把大批高校带入了一个集体“造势”的漩涡之中。人们热衷于盲目地制造规模，不切实际地追求外延扩张，其结果倒是形成了不少世界一流的大学建筑、大学校园（甚至包括大学校门）和在校人数的“巨无霸”，但却唯独距一流大学的目标依然遥远。除了能够靠这种虚假繁荣暂时满足在各类排行榜上露脸的虚荣心之外，似乎不大有多少真实的价值，相反却埋下了种种令人担忧的隐患。钱穆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美国访学，给他的最直观印象是美国大学的规模和设施之庞大。“某一人骤然走进大学，其首先注意者，厥为此大学之建筑。其次所看到者，乃其里面之设备。如拥有规模宏大之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馆、实验室、体育馆等，凡此种种，皆极像样”。如果一所大学的硬件设施是有人文内涵的，有着与其悠久的历史相称的底蕴，而非徒具形式、虚张声势的躯壳，那倒也无可厚非。然而反观今日我们大学的这一切，却难以令人恭维。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一所大学倘若缺乏文化内涵，丧失了内在精神，即使它拥有一流的硬件设施，不同样是俗不可耐吗？

    大学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应该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即使一所大学在物质层面上差一些，只要它拥有自己的精神魅力，就不会妨碍它的尊严。那些新兴的大学建筑尽管充满霸气，但丝毫不能让人心生敬畏，因为它们缺少深邃的内涵。只有躯壳而无灵魂，那绝不是真正的生命。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有一句几乎被人们引用滥了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今天重温这句名言或许会有别样的体会。眼下办大学，硬件设施不可谓不重要，但“大楼”与“大师”两相比较，自然是后者更具有决定性和优先性。现在不是“大师”过剩而“大楼”匮乏的问题，恰恰相反，是“大楼”林立、“大师”缺席的问题。“大师”不是刻意培养出来的，“大楼”却是可以人为地建构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大师乃是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人格化。一所大学培养自己的学生，主要不在于教给他多少知识，而在于养成他的人格和能力。知识可以通过读书获得，它甚至不需要到大学来就可以达到。但大学的精神氛围，以及它对人的熏陶、潜移默化的影响，则是没有别的办法代替的，非到大学亲身感受、体味、领会不可。一踏进校园，应该让人能够顿感一股书卷气扑面而来，心生一种超凡脱俗的冲动，心地一片清凉。这才是大学的不可替代之处。大学精神气象的形成也非一蹴而就的，不能操之过急，所谓“欲速则不达”，它有一个自然而然的生长过程。我们应该学会“养成”，学会等待。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为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养成提供条件，而不是直接地模仿或人为地移植。因为这样得来的靠不住，也不会持久。文化是“泡”出来的，而不是“学”出来的。刻意的模仿总不免拙劣。草坪可以移植，树木可以购买，大楼也可以拿金钱建造，但唯独大学的文化和精神没有办法用移植和购买的方法来建设。

    回顾一下当年西南联大的情形，可以印证梅贻琦所言不虚。按照汪曾祺的描述：“有一座校门，极简陋，两扇大门是用木板钉成的，不施油漆，露着白茬。门楣横书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依今日眼光视之，不仅简陋，简直寒碜无比。学生宿舍又怎样呢？“路以西，是学生宿舍。土墼墙，草顶。两头各有门。窗户是在墙上留出方洞，直插着几根带皮的树棍。”“桌椅是没有的。很多人去买了一些肥皂箱……下面两层放书，放衣物，这就书橱、衣柜都有了。椅子？——床就是。不少未来学士在这样的肥皂箱桌面上写出了洋洋洒洒的论文。”教室同样简陋得可以。“大图书馆的东面，是教室。土墙，铁皮顶。铁皮上涂了一层绿漆。有时下大雨，雨点敲得铁皮丁丁当当地响。”虽然条件极差，但大学却丝毫不因此失其尊严和高贵，因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何陋之有？更具挑战性的是，那个时候的大学师生几乎天天躲日本飞机警报，随时有被炸死的危险，遑论找工作？大学教授和同学一样，不仅衣食住行缺乏基本保障，就连自己的生命也随时面临意外。生存环境和条件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据冯友兰回忆，“在昆明受到的战争直接威胁是空袭”。“有座土山中间有道峡谷，我们称之为‘一线天’，都认为那里是一个很安全是地方。空袭时到那里去的人最多。有一次，一颗炸弹落在‘一线天’门口，掀起的土把华罗庚埋起来了，幸亏很快就解除警报了，附近的人才把他扒出来。又有一次，一颗炸弹正落在西仓坡清华办事处院子里，有一位工友不幸遇难”。金岳霖的几十万字的《知识论》书稿，就是在躲飞机警报中不慎丢失的。他后来又以顽强的毅力重新写了出来。但是这些恶劣的生存条件似乎没有妨碍这一代学人的学术理想。这不能不令今天的我辈肃然起敬。当年的学生毕业论文，论其水准足以令我辈无地自容。有人说，眼下博士论文不如以前的硕士论文，硕士论文不如以前的学士论文。这种说法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但论文的总体质量下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究竟是为什么？这里并没有“忆苦思甜”的意思。从内在的方面去反省和检讨，也许具有更积极的意义。它将有助于增进我们的免疫力，使我们在种种诱惑面前保持足够的抵御能力。显然，这一切不是取决于“大楼”，而是取决于“大师”。

    当年的西南联大可谓大师云集，不乏文化昆仑式的人物。他们大都学贯中西、道接古今。这样的师资群体，不免使后来的人们汗颜。令我们尴尬的是，大学教育在学术层面上出现了严重的青黄不接的局面。在相关领域或学科，昔日的辉煌恐怕早已是渐行渐远，成为久违了的回响。学术命脉恢复起来，就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努力所能够奏效的了。今天的人们必须追问，我们的优秀学术传统究竟是如何中断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甚至被宣布为资产阶级伪学术，以致在大学课堂和学术论坛上遭到封杀。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回顾道：“实际上自解放以来，我的绝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批判自己。”问题是这种“否定”和“批判”并不是学术的而是政治的，因此它所带来的不是学术上的创造和自我超越，而是极左路线的束缚、限制和干预。它不仅极大地妨碍了学术的原创力和应有进展，更为严重的是阻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能力的健全和成熟，甚至造成了一个新的文化断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面临着全然不同的历史情境和问题。现代化的取向作为我们这个民族世纪性的历史选择，才真正有机会被提上日程。与此相适应，大学治理也无可逃避地被纳入现代性的轨道。但毋庸讳言，大学学术的人为干预不仅没有终结，而且在现代性的制度安排之下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就像人有人性，狗有狗性，现代化也有现代性。所谓现代性，笼统地说也就是使现代化成其为现代化的那个内在的理由。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被规定，但人为性无疑是现代性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现代社会就像一个被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千姿百态、光怪陆离的现象使人们丧失对其概括的能力。但若仔细考量，还是可以有所把捉，关键是要找准其中的纹路。作为启蒙的历史—文化后果，现代性的合法性内在地蕴涵于启蒙精神之中。按照康德的说法，所谓启蒙就是人有勇气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当理性被人们用来审判一切的时候，它自身却逃避了一切可能的判决。康德虽然致力于揭示理性的局限性，但理性本身固有的缺陷未曾被他真正揭示出来。因为康德只是揭示理性的外部不足，而非发现理性本身固有的致命缺陷。“上帝”被理性之“剑”杀死之后，作为主体的理性自我——人有一种取而代之的冲动。它带来的后果是僭越，即占据上帝的位置而为所欲为。这是为启蒙思想家们所始料未及的。启蒙时代的人们急于“建功立业”，有着强烈的成就欲和事业心，这也不能说是坏事，但其中所蕴藏的功利取向和对效率的无止境的追求，这一切过度的急于有所作为的姿态，却破坏了自然而然的境界和那种回到事物本身的质朴。

    昆德拉在小说中质询道：“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啊，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里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在现代社会，“速度是出神的形式，这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而在作者看来，所谓“出神”，就是自我的丧失状态。他继续写道：“跑步的人跟摩托车手相反，身上总有自己存在，总是不得不想到脚上水泡和喘气……当人把速度性能托付给一台机器时，一切都变了：从这时候起，身体已置之度外，交给了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化的速度，纯粹的速度，实实在在的速度，令人出神的速度。”更深度的危机在于，这种追求速度的冲动一旦变成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和归宿，就势必改变人们原有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被置换成一种游离事物本身的善于算计的功利态度。一位中国的长者曾经对《东方哲学的故事》一书的作者贝克说：“在你们西方人眼中，用一小时而不是三天时间到达某个地方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而我们东方人所关心的是你到那儿要干什么。”其实，这不仅是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别，随着现代性的降临，也成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鸿沟。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现代性也可以说就是人为性。回头想想，在现代社会还有什么是不能够“人造”的？在今天，“克隆”已不再仅仅是一项生物技术，而是变成了广义的文化性格。现代人从“生”到“死”，都难以摆脱人为的干扰。从剖腹产到安乐死无一不是非自然的状态。所谓“搞笑”、“做爱”、“造势”之类，都是为现代社会所偏好并鼓励的样态。“搞”、“做”、“造”皆为人们有为之为，而非无为之为。而人为即是“伪”，它远离了“诚”。所谓诚，即本真地生成。所以《中庸》说“不诚无物”。这不是说离开了“诚”，便什么都不复存在，而只是说离开了它，一切都将不能本然地呈现出来、成就起来。本真地生成亦即“无为而成”，所以“诚者，自成也”。“至诚无息”，诚使事物永无止息地存在，也可理解为没有消息，“天何言哉”？上苍不偏不倚，最为无私，所以是至诚，它还需要什么自我表白吗？所以说“诚者，天之道”。在这里，我们又一次体认到了儒家智慧同老子智慧的相通之处。现代社会的人为性，其代价是把事物的本真性遮蔽起来了，人们由此陷入了一个虚假的世界之中。现代文化令人作呕的矫揉造作和虚情假意，使我们难以回到事情本身。

    关于大学的使命，当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曾多有论述，他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显然，蔡先生为民族的命运和未来计，强调的是大学的文化担当和人格成就之使命。“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此一性质不应因为世俗化和市场化而被否定和拒绝。笔者在一篇小文中曾提出：“大学之为大学，其根本在于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高度和厚度。”就像一个人一样，一所大学也必须有自己的气象和风骨。在种种挡不住的世俗诱惑面前，大学应该有足够的免疫力，保持自己的气节和操守，保持自己的精神上的高贵，而不能随波逐流，甚至媚俗或同流合污，哪怕是高雅的媚俗。然而，今天的大学恰恰是在迎合各式各样的外在尺度中遗失了自己的自主性。可悲之处在于这种迎合是在主动的姿态中实现的。在蔡先生看来，大学的天职应该是学术的成就和延续，大学应致力于养成思想之兴趣和习惯，而非进行作为谋生手段的知识训练。然而，大学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建制，又总是本然地与大学所追求的目标若即若离，有时甚至不免相互牴牾。这不能不说是学术和思想在大学制度内所遭遇的悲剧性的命运。在大学内部，我们甚至难以找到或发现可资借鉴的参照系，这除了因为大学治理被现代体制的法眼尽收眼底之外，还由于大学在其本性上面临着一个悖结，即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在大学作为社会建制难以保持自治的条件下有走向异化的危险。

    尽管罗素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未必都令人信服，但他的这一观点却是有意思的，他说：“事实上，受教育最多的人，他们的思想和精神生活变为萎缩是极常见的事情，他们缺乏冲动，只拥有一定量的机械式的才能来代替生动的思想。”知识以及为此而设置的专门机构——大学，在本性上就有一种偏离自然的倾向和性格。这是文明的吊诡，文化和文明的异化。文化或文明原本是人的自我肯定，但当它一经产生，就面临着沦为一种否定力量的危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文化的发达程度取决于人对自然的疏离程度。从一定角度说，双重意义上的自然（包括大自然和自然而然）乃是知识的解毒剂，也是现代性及其人为性的解毒剂。

    民间思想的最大优势或唯一优势就在于它的真诚、率真，它的回到学术本身。它对于大学的启示意义在于“无为而治”。一所大学，就好似一只准备做茧的蚕，让它在那里静静地吐丝、默默地做茧好了。在民间，在社会的最底层，总是有那么一些对学问和思想有着特殊偏好和执著追求的人，即使在今天这样一个红尘滚滚的时代，他们依然无怨无悔、孜孜以求。这些民间学者和民间思想家身上所透射出来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无疑给当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画卷抹上了凝重的一笔。因为正是这种精神的存在，才真正凸显出思想的尊严和崇高。帕斯卡尔意义上的那棵“芦苇”，虽然孱弱，却象征地表达了思想植根于大地的那种“草根性”。民间思想家恰恰就是那条联结思想苍穹与广袤大地的坚韧纽带。

    民间思想家们往往没有学历，没有学位，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以至不是学士，因此也就难以获得优裕的治学和思考的环境，缺乏可以分享的学术资源，甚至找不到“知音”交流，不得不忍受心灵孤旅。由于没有合法的“名分”，他们被拒之于学术界的大门之外。这就是民间思想家必须面对的命运。民间思想家因为自己的独特经历，总是难以得到现有学术体制的“准入”，从而被视为“另类”，既难以得到常人的理解，也难以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和公正评价。这种情形在制度化无孔不入的今天尤其严重。民间思想家的“出身成分”就像永远抹不掉的“原罪”一样，成为萦绕他们心头的“梦魇”。无论他们在学术上做出了怎样的贡献，都有一道难以跨越的“卡夫丁峡谷”横在他们的面前。

    民间思想家们虽然无“资格”进入主流学术语境，缺乏“发言”的机会，但从本质上说，只有他们才真正有资格进行灵魂的叩问，因为他们拥有的是真诚，是对功利的超然态度。对于学术来说，这种纯粹性是弥足珍贵的。同体制内学者相比，民间思想家显然处于极端的劣势地位和边缘化状态。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苦难和困厄才能孕育并成就真正的智慧和思想。反观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不乏其例。当年的马克思身处社会的边缘，遭遇种种排斥和迫害，贫病交加。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自我解嘲道：“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以致窘迫到连邮寄研究“货币”的手稿（即《资本论》）的邮费都没有。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写道：“同这种拥有金钱和种种斗争手段的官方势力作斗争，当然是极其有趣的；如果斗争的结果是我们胜利了，那就更加光荣，因为斗争的另一方拥有金钱、权力和一切，而我们却常常不知道从哪里能弄到写信的纸，如此等等。”黑格尔曾对歌德说过：辩证法“只不过是经过整理和方法地训练了的反抗精神罢了。”这也正是马克思之所以选择辩证法的根本原因所在。黑格尔由于成了普鲁士王国的官方哲学家，即使拥有辩证法，也难以将其引入实践。这一点只有在边缘化的马克思那里才成为可能，其中缘由耐人寻味。

    当一个人处于业余状态的时候，他的所思所想绝没有学术之外的企图。一旦进入“学术共同体”，成了所谓“圈子里的”人，做起学问来倒是考虑得很多，有这样那样的顾忌，有这样那样的权衡，也有这样那样的算计。这些东西说到底不仅与真正的学问或思想无关，反而阻碍了学问或思想的造就。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他必须不停地“码字”“作文”，以免被别人遗忘，以便出色地“完成”体制赋予自己的职责，从而满足自己日益强烈的虚荣心。如此一来，就难免沉湎于学术之外的考量。一旦成了体制的俘获物，人们就不可避免地沦为既得利益者。它销蚀着人们对学问和思想的目的性追求。学术的体制化一方面使思想变成了“职业”，另一方面使学问变成了“制造”。“匠气”、“机心”也就在所难免了。“职业”同“志业”之间的天壤之别，就在于前者因作为谋生手段而沦为工具性的规定，后者则是生命本身的存在方式。这里的体用之别，判然可鉴。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民间思想家的民间性，使得他们保有了人文关怀和价值担当的纯正性。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民间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发现”。其实，说“发现”已经隐含着主流学术话语的偏见了。因为既然是“发现”，就必有发现者和被发现者，而民间思想家只能处于“被发现”的受动的客体地位。他们只能等待着发现者的拯救。这实际上暴露了现行学术体制的致命缺陷。重要的不是民间思想家有没有硕士、博士头衔，有没有名分上的资格，而是他们是否做得像硕士和博士一样出色。

    冲破学术体制繁文缛节的层层束缚，最大限度地释放来自民间的思想，这理当成为一个健全而成熟的社会的应有作为。在一个日益“科层化”的现代性体制之下，如何捍卫民间思想家的思考权和发言权，更是值得格外关注的事情。他们所需要的不是恩赐和同情，而仅仅是尊重。民间思想家的存在，其更深刻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他们具体“说”了些什么，而在于他们的存在本身。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包括大学在内的整个学术界才拥有了一种判准、一把尺度，从而才有了自我反省的可能。这不仅是民间思想家的魅力，更是民间思想本身的力量。努力维系学术体制内外力量之间的建设性的互动，乃是一个民族在思想上永葆生机和活力的绝对前提。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尽快找到这样一种互动的恰当机制。这已经成为摆在今天的人们面前的一个难以回避的课题。

    罗素说：“一个教师应该在大多数的日子里，能教多少就教多少，真能在工作中得到愉快。”这种说法，今天听来真是恍如隔世。他认为：“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用更多的钱，使教师能有更多的空闲，而且有一种自然的对于教学工作的爱好。”这里最吃紧的是“自然的……爱好”。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乃不期然而至，它是不经意间的来临。在人为性的体制下，“悠然”早已成为遥远的绝响和现代人的奢侈。久违了的从容心态，应当是做学术并把学术做得中规中矩的绝对必要的主观条件。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学须静也”，“静以修身”，因为“非宁静无以致远”。涵养的工夫就需要这种静的氛围和境界。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真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倘若整天被搞得心旌摇荡，惶惶不可终日，大概也做不出什么一流的学问。学术不端现象的泛滥就是一个明显的症候，它印证着学术的浮躁。清季章学诚在家书中曾说：“天下至理，多自从容不逼处得之；矜心欲有所为，往往不如初志。”古希腊也有“闲暇出智慧”的说法。今日学术的浮躁透射出来的实际上是学者心态的浮躁。这里不能不提及制度安排的因素。制度决定论者喜欢把制度视做万能之物加以推崇和膜拜。其实，当制度安排游离了事物本真性的时候，其消极作用也会被制度放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真正重要的不是制度的有无，而是制度的优劣。制度的设计归根到底不可能离开心态这一变量的干扰。心态往往是以集体的偏好和无意识状态约束着制度的形成。我们今天的心态是被现代修饰过了的心态。与罗素所说的相反，现在我们是“用更多的钱”来吊教师的胃口，唤起功利之心，为了完成更多的课时量而奔波，为了超额完成各式各样苛刻的指标而“制造”知识和学术，而非“用更多的钱”来保障他们的闲暇，培养思考的兴趣和教学的兴趣。马克思所说的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只能成为一种奴役，而不可能使人们从中感到愉悦和享受。他把这种性质的劳动叫做异化劳动。它只能是人们生活的不堪忍受的重负，而绝不能够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这样的劳动又何以能够期望它使人获得创造的乐趣呢？

    我们的运动员之所以在很多时候出不了一流成绩，恐怕与体育比赛被赋予了太多的外在含义所致。体育本来是游戏而已，游戏的最大特点乃是无功利性。倘若被附加上许多原本不该属于它的规定，那么它也就不可避免地异己化了。一个运动员在比赛时如果身后有十三亿双眼睛盯着他，成败在此一举，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能不高度紧张吗？这样的状态又怎么能够不妨碍他的成绩呢？如果获胜我们就兴高采烈，以至于喜极而泣，甚至大有扬眉吐气之感，好像体育成绩能够一扫晚清以来积淀下来的民族屈辱；如果失败，则沮丧不已、痛苦欲绝，甚至摔暖瓶、扔鞋子。诸如此类，说到底不过是弱国心态和民族自卑的表现。把体育同爱国直接挂钩，反而遮蔽了体育的本真意涵。大学的治理也是一样。今日大学受到的牵制过多，许多事情乃是身不由己。自由的代价就是“无用”。然而启蒙精神的实质就是追求有用性。有用性使我们离开了事情的本然状态，而陷入一种以占有为取向的对象性关系的钳制之中而难以自拔。这种有为的姿态恰恰妨碍了大学的自律，与大学的使命背道而驰。

    公允地说，人为性并不单纯是由于现代性作祟而出现的，它实际上是多种因素在一个极特殊的历史境遇中凑合在一起共同导致的后果。因此，这种人为性还带有中国的特色，例如传统社会的官本位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全能主义，鼓励了人们的唯意志论偏执。似乎拥有权力，就可以无所不能、无所不通，官员教授、官员博导、官员出书也是我们国家的一大景观，看上去他们似乎是最早一批实现了马克思所孜孜以求的目标即所谓“全面发展的人”。社会角色的紊乱，意味着缺乏对人的自我局限性的清醒认知。这不啻是另一版本的“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再者就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所具有的惯性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人为性。由于制度安排中的路径依赖，传统体制的弊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某种复制，尽管已不再是原生态意义上的表达。然而，无论原因是什么，最大限度地克服大学治理方面的人为性，无疑是中国大学未来的真正希望和出路所在。在这方面，我们还是应该学学古人的智慧：“治大学若烹小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