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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法学教育何为？培养正义的守护者——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_司法时评_法治时评

作者：来源：发表时间：2006-05-19 浏览次数：字号：大中小

记者：法学教育何为？培养正义的守护者
——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

时间:2004年2月18日

作者：

记者：法学教育在近年来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法学教育界内意见不尽相同。您认为中国法学教育的矛盾和缺陷在哪里？法学人才培养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徐：法学教育全面恢复二十多年来了，但对法学教育的客体即法学的定义和表达还有待进一步反思，有些基本概念并未形成共识。法学到底是什么之学？首先是一种正义之学。无论东西方对法的理解都是公平正义。既然是正义之学，那么价值观的培养非常重要，即要培养学生价值判断、选择和消除价值冲突的能力。我们法律实践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和司法者价值观没有最终确立有关。法学是治国之学，它一定有工具的价值，有技术的价值，所以，学法的人如何处理好法治的原则与法律的工具作用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仅把法律当工具，其结果是法治的目标则求不能达。法学也是权利之学。立法是表达权利，执法是落实权利，守法是实现权利，司法是救济权利。既然是权利之学，就应该教会学生如何去获得权利，维护权利。如果是一个职业的法律工作者，就应以维护他人的权利为天职，这种责任是否建立起来，是法学教育成败的标尺。法学还是思维之学，是经验之学。法律人必须有很强的推理、判断能力。现代的医学是循证科学，一切诊断都建立在可以掌握的证据之上，高明的一生在于他处理疑难病症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建立在熟悉大量病例的基础上。法学也是这样。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研究法学的话，目前我们的法学教育存在四个基本矛盾和两个根本性缺陷。

　　第一个矛盾是中国法学教育的低起点和法律职业高素质之间的矛盾。法官、检察官、律师是法律的守护者，但目前低起点的教育，使人所形成的那种素质与职业要求相差很大。实际上，法学教育在世界范围内，从八十年代开始就进行改革了，法学教育改革是世界范围内的改革，不仅仅是我们中国，而改革的方向是提高法学教育的起点。

　　第二个矛盾是法学教育到底是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学习法学？任何一所大学都可以办法学院？现在中国法学院系有人说三百五十多，有人说到了四百，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法律院系和法学专业，我看没人说得清。法学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处于失控状态，而这种状态跟我们强调一种大众教育是有关系的。

　　第三个矛盾就是法学教育到底是素质教育还是职业教育？这两种教育追求的内容和方式是不同的，素质教育首先应交给学生法学专业的学习方法。学习方法比学习知识更重要，其次应当教会他们怎样做人，学会做人和学会学习是素质教育里最基本的问题，这两个基本问题和职业教育不一样，职业教育首先教给人的是职业的操守、职业的技巧，教会人们在职业上的共同感觉，也就是在职业上的共同尊严，还要教会职业态度以及如何履行职业责任义务，这和素质教育不一样。

　　第四个矛盾是最基础的，就是法学教育到底是科学教育还是人文教育，或者是二者的融合。每个大学设置的法学院都把它归到文科中，但是法科的学生要不要具有科学的素养，要不要有科学的精神？具有人文素养的法科学生，首先要学会如何对待他的当事人，没有学会对待当事人的法官就不配司法。而科学素养指向什么？它应当指向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怎样对待证据，因为证据的获取过程是一个科学的过程，获得证据、判断证据、使用证据都要求真、求实。法学教育如何克服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脱节问题，对我们单一院校来说，问题显得尤其重要。

　　我认为除以上四个矛盾之外，我们的法学教育还存在两个根本性缺陷。

　　第一就是基本的司法伦理的缺陷。司法伦理不是教出来的，包括最高法院把职业操守写出来，每个法官把这些背下来他们的职业伦理就提高了吗？不是的，司法伦理一定是训练出来的，这种训练是在无数次义务冲突中完成的。那么义务是怎样冲突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在案件处理中往往会碰见许多义务的冲突，一些义务对他自身来说是不利的。如果这个法律人首先选择对他不利的义务履行，且这个心理的形成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他的司法伦理就基本形成了。如果在义务冲突中，法律人总是“趋利避害”，选择对个人有利的义务履行，那他的司法伦理没有形成。可以说对司法界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我们的法学教育要负某种责任。因此说司法伦理是训练出来的，不是读出来的、背出来的。我们的法学教育，这种训练几乎是缺乏的。

　　第二则是对学生职业技巧训练的缺乏。有一些学校正在尝试进行诊所式教学，这是一个变化。但像我们的本科生，十八、九岁入校后基本人生观还没有形成，让他们像医生一样诊断案件，大家可以想象他开出来的药方会怎样？最科学、人文的东西在他身上都没有形成。所以我怀疑，即使进行了诊所式教学，学生的职业技巧训练仍然是不充分的。

　　所以，我们的法学教育要获得健康快速的发展，应当注意解决好这些矛盾，克服两大缺陷。使我们的法学教育能培养出真正的正义守护者。
　　
　　
记者：记得两年前访问您时，您谈到中国政法大学应该办成多科性、研究型、开放性、特色性的大学。对照今天的政法大学，您认为离这一目标还有多远的距离？这几年政法大学给外界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多了许多学院，这是否可视作为达到此目标的一种努力？她能否对得起法科最高学府的称号？

徐：我要说一句，今天中国政法大学的地位离她应当达到的高度还有一定距离，甚至还不如80年代初中国政法大学刚刚挂牌时。中政大是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直接关怀下成立的，小平同志亲自题写了校名。小平等领导人在反思“文革”中中国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教训后，认识到法学教育的重要，因此，当时小平同志等人指示要把中国政法大学办成中国法学教育与科学研究的中心。(今年是小平诞辰一百周年，重温他对中政大的殷切希望，我们更加感觉到所担负的责任。注：此话徐校长当时文说未说，但希望保留这句)

　　经过两年多的改革，中政大多科性的目标基本实现，人文社会科学多科布局已经完成了，当然一些学科还得进一步调整。目前全校有10个学院，包括法、文、经、管、哲、史六大门类。在研究型方面变化最大，去年本科生招收2000人，研究生达到1500人，二者的比例进一步缩小。去年我校教师争取全国社科基金的项目全国第一，去年也是我校教师在全国权威性刊物发表论文最多的一年。大学办学进一步开放，表现在和境外院校交流的层次提高，交流的范围更广。以前仅仅和境外大学的法学院交流，现在是整个大学交流，最明显的说明是中政大校长出去访问，过去是法学院长接待，现在是校长接待；过去仅仅是进行法学交流，现在拓宽到其他学科；过去多与一般院校交流，现在注重与名校交流；交流人员也从教师拓展到学生，2003年一次就有40名学生去牛津大学交流，我们正在实施的海外派遣计划，争取以后每年派出200名学生交流，国外留学生在我校有500人，需要指出的是，和一些院校外国留学生以学汉语为主相比，这500留学生全部来我校学习专业。所谓特色性，就是无论如何发展必须坚持法学这一特色。中政大学科涵盖了法学所有三级学科，是法学博士点最多的学校，现有包括军事法在内的十个法学类博士点。十大学院中有中德法学院、中美法学院这样的特色学院，六十多个研究所（中心）中有人权与人道主义法学研究所、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等特色研究机构。
　　
记者：您曾说过法大要“以教师为本位，以学生为主体”。近两年来院校之间的教师流动越来越方便、频繁，各校之间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许多中青年学者“择良木而栖”。法大有何种留住英才、吸引英才的办法？效果如何？据我所知，全国很多省市区考上法大的考生分数相当高，如何让他们在学校几年中觉得“学有所值”？使他们对法大有种精神上的归依感？

徐：这几年中政大最大的变化是开展了有效的人才战略。人才战略的实施带来成效是，一是办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是一种新的激励机制正在形成，三是师资队伍得到了优化，一大批法学新人成长起来，一批学科带头人来到了中国政法大学。我一直强调，尊重教师要成为校部机关的职业化行为，校领导为院系服务，院系领导和校部领导一起为教师服务，而校、院系管理者和所有的教师一起为学生服务。我们的改革就是要让教师和学生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衡量改革的方向是否正确关键一点就是看改革是不是有利于学生，中政大这两年改革得到最多实惠的是学生。可以说我们这两年的改革都是依照“以教师为本位，以学生为主体”进行的。

　　经过改革，原来校部37个处级单位减少到19个，校部机关297名工作人员减少为192人，全校原来1200人左右的管理、教辅人员变成900人，而与此变化相反的是，教师从原来的400余人变成600余人，教师中有博士学位的有原来的49人增加到现在的147人。你所说的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一点没错，这种人才大战可能还要持续若干年。中国政法大学这两年吸引了一大批高水平专家，我随便举一些刚调到我校工作的学者：政治学研究领域的丛日云、蔡拓；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乐国安；历史学研究领域的郭世佑、杨玉圣；法学研究领域的王人博、张楚、崔永东、张凌、许传玺、许浩明、莫世健；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杨帆。还有研究人大制度的蔡定剑先生辞掉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务，也调入我校。中政大之所以能吸引如此多的英才，不外乎三个原因。首先是办学目标有吸引力，我们要办成法学上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二是办学的价值观与理念契合一些专家的期望；三是对我们感兴趣的人才，有超常规的热情，超常规的机制，超常规的举措。

　　对报考中国政法大学的考生，我们的承诺是走进中国法学教育最高学府，享受全国最好的法学教育。这不仅仅是广告语，这是我们的办学理念，我们要让学生受到“物有所值”的教育。不仅要教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还要科研育人、环境育人。所谓环境育人就是要营造一种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使教师又充分的尊严，学生有充分的自豪感，职员有充分的成就感，
　　
记者：您认为一个大学校长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高等学校自然应当走在民族创新的前列。你认为大学除了创新外，还应该坚持一些什么？据我所知，法学是一门略显保守的学问，您所推崇的耶鲁大学法学院就以保守著称。

徐：校长作为一个学校的主要管理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各种冲突、矛盾中做出判断、选择，而不能仅仅把学校管理理解为一个工程，这太肤浅了，大学管理就是做价值判断。比如说办学方向有一个三角关系，即政府、大学自身和市场，三者相互作用但各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是完全由政府主导还是按照人才市场不断调整自己的办学方向？或者说学校自己通过清醒的分析，做出科学的判断？哪一种力量做主导都是有风险的。大学管理同样要处理好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生存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具体到一个大学没有创新精神是不行的，但在创新的同时，我们还要有守成的能力，如何守护优秀的传统，守护最基本的准则。法学教育尤其要重视守成。回顾新中国55年的的法制建设历程，其中一大教训是我们太不重视守护优秀的传统了。我国1954年的宪法就是一部好的宪法，当时通过时举国欢腾，1956年董必武作了加强法制建设的报告，可以说50年代中期我国法制建设的方向是正确的，可惜这些正确的东西没能守护下来，让“大跃进”和“文革”打断了。

　　成功的法学教育应当教育学生珍惜传统，守护社会正义。有些东西无论如何改革都是不能丢掉的。如大学对学术自由的追求，法律人守护公平正义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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