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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当，还是不当，这是一个问题——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代译序_书评札记_书评札记

作者：     来源：     发表时间：2006-05-13     浏览次数：    字号：大  中  小

还是看到出版预告时，就感到波斯纳这一次又要“下毒手”了，而且还不是哪一个人，而是要四面树敌。似乎波斯纳是不打算在学术界呆下去了。 　　预感并不是来自书名，而是来自波斯纳1999年的两部专著：《法律与道德理论的疑问》以及《国家大事》[1]，均出自哈佛大学出版社。前者把一拨子“校园道德家”和宪法理论家都给损了一遍；特别是指出，就行为而言，大老粗反要比文化人更道德一点，以及为什么会如此；《疑问》已经列入了这套丛书，因此不多介绍。后者则讨论了克林顿“拉链门”事件中宪法和法律问题以及相关知识界（不仅仅是法学界）的一些表现；此书也已在中国翻译出版，市场有售，译名为《国家事务》。在这两部著作中，波斯纳都尖锐、犀利地指出了一些学界人士——其中基本都是本书分析、讨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些问题，抨击了他们的脱离实际、政治正确、意识形态化、言行不一以及用学术包装意识形态等等。有些抨击是如此尖锐，几乎闹得要上法庭似的——2000年春德沃金就指控波斯纳对拉链门案件的写作违反了法官的职业伦理（听起来是伦理，实际就是法律）。原以为波斯纳此后会收敛一点，没想到，很快，波斯纳就预告本书将出版。一年多以后，果然，波斯纳如约而至，不但把同德沃金打的笔仗扩展了，而且扩大了打击面：不仅仅讨论了法学的或与法学关系相近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且扩展到一些与法学根本无关的著名知识分子。其中有些至少名字是中国学者也非常熟悉的，斯蒂格勒、贝克尔、乔姆斯基、罗蒂、普特南（Robert Putnam）、萨伊德等，其中不乏波斯纳的好朋友。 一． 　　但是，这本书并不是一本意气之争的书，否则就不会进入这套译丛之列。说到底，这是一本知识社会学的著作，波斯纳把他的研究对象扩展到公共知识分子这一领域，也进一步越出了他的老本行——法律以及经济学。并且，通过这一著作以及此前的有关性、老龄、艾滋病等明显的社会学专著，也进一步确定了他自己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因此，在这一层面上，这本书也可以说是对自己的工作的一种批判性反思。 　　研究知识分子，这不是一件新事，许多著名知识分子的传记研究，对他们的学术、政治、社会思想的研究，事实上就属于这种研究；斯蒂格勒也曾对知识分子与市场做过一番颇为精彩的分析[2]。波斯纳的这一研究有什么特点或推进的话，在我看来，主要在于他的社会学的问题（不是个别学者，一种思想，甚至不是一个学派），主要是来自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进路，统计学的分析以及一些针对问题的个案的研究。正如波斯纳自己说的“要证明可以系统的并且是富有成果的研究公共知识分子”。波斯纳力求从总体上把握当代社会公共知识分子这种现象。所谓总体，这里有空间的意味，涉及到各个专业学科领域，也有时间的意味——此书的副标题是《衰落研究》，而衰落意味着过程和时间。 　　波斯纳的基本假说和思路实际来自社会学家韦伯的专业化的概念，韦伯认为限定于专门化的工作，放弃那种浮士德的世界，这是现代世界中任何有价值的工作的一个前提条件。当然，这种思想也是经济学强调社会分工的基本思想，社会分工带来的比较优势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包括思想。 　　波斯纳发现，在当代知识界似乎不是如此，似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即在自己专业范围之外就公众关心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热点问题在各种公共媒体和讲坛上发表评论的人；他们常常非常真诚、自信地说出一些蠢话，作出种种一再落空的预言。尽管偶尔也会遇到尴尬，但——波斯纳指出——情况并无改观，反到是愈演愈烈，特别是在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微软案件、2000年美国大选等问题上。波斯纳称其为“公共更多，知识更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假如说社会对这种评论的需求也构成了一个市场的话，为什么这个市场的扩展（更多的媒体、更多的公共知识分子投入）没有改善这种状况？ 　　波斯纳拒绝从公共知识分子的个人品德和智力上分析这个问题，而是坚持了制度经济学家和法律经济学家的立场，从制度角度入手分析了这种情况。首先是社会发展，表现为公共媒体的增加，社会中有许多人们平常关注不多、研究不够、难于应对但现在又急于了解的突发事件（例如黑哨事件、9. 11事件），因此对公共知识分子参与讨论这种热点问题的急剧增加，在一个急剧扩张的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很容易找到藏身之处，包括公共知识分子提供的这种“符号产品”。我们往往以为媒体提供的都是信息产品，是“知识”，但是，波斯纳提醒我们，其实并非如此。媒体提供的这种符号产品中，往往有很多其他因素，或者说是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具有强化观众之预设、重申并满足观众复杂愿望的作用（波斯纳称之为solidarity），甚至有很多的娱乐成分（请想一想如今挺常见的知识竞赛、大学生辩论赛以及所谓的智力抢答等节目，就非常明显了）。由于信息的爆炸、由于时间有限、由于问题的复杂，其实人们并不真的想而且也没有能力理解那些复杂的社会、政治和国际问题，他们需要把问题简单化、而不是复杂化。事实上，这也是大众文化的特点，用王朔的话来说，大意是，大众文化的目的不是提升，而是降低人们的智力（《无知者无畏》）。 　　其次，由于信息费用的问题，这些知识分子出售的产品是一种“信用品”，而不是“检验品”。检验品是在消费前就可以大致察知其质量的产品（例如，购买蔬菜时，我们会注意菜是否新鲜、水灵）；信用品则无法事先确定其质量，只有在消费中才能了解，例如只有听了课，才知道教师讲的好不好；只有看了电影，才知道电影好看不好看。由于信用品的这一特点，如何在这个公共消费市场上保证产品质量就成了一个问题；而根据经济学原理，当无法预先监督产品时，人们往往会通过监督产品投入的原料来替代监督产品本身。因此，名人、权威、身份在这种产品的出产中非常重要。我们为什么往往根据葛优、冯小刚、姜文、张艺谋等人的名字决定看不看一场电影，就是这个道理。尽管这种机制并不完全可靠，但是，它需要名人。 　　现代学科制度也创造了提供这类符号产品的公共知识分子。现代学科制度是高度专业化的，学者的知识往往相当狭窄，而且要真正有所创新，往往还必须狭窄、极端（所谓学科前沿都是极端的），脱离社会。并且最成功者也往往是在某一方面有天赋和专长的人，不能是“万金油”或“通才”。因此，这就造成了现代社会的一种奇怪现象，最优秀的学者往往“同时是极为聪明又极为愚蠢的”（据说罗素连茶都不会泡）。专业化还使如今的大部分专家都待在校园或科研机构中，集中关注专业的文本或实验，“常常无需同人合作，或者干脆是不能同任何人合作”，因此脱离社会生活，缺乏对事实的直接感受；他们事实上大都不谙世事。但他们的优越智力和丰富大胆的想象力使他们很容易排斥、厌恶社会或政治生活中更需要的平庸和妥协，喜欢简化变量，按照逻辑或模型分析，而社会生活强调的是细节。此外，由于分工，也往往解脱了知识分子对实际操作的责任和对后果的关切，使他们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因此，专家虽然促使了知识生产的专业化，但是他们的视野狭窄了。 　　应当注意，这里还有一个悖论，这些学者在他们事业高峰并取得成就之前，并没有媒体相邀，而且由于机会成本，他们也会拒绝媒体，把精力都投在专业领域；而一旦出了名的时候，媒体蜂拥而至的时候，却大都不再是他们个人专业上的黄金时代（再请想一想78年以后的陈景润，甚至解放后的许多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作品的著名作家、诗人）。因此，频繁在各种媒体出现的可能是著名的学者，却已不是顶尖的学者，尽管在中文世界，人们很容易把著名与顶尖当成一回事。由于布迪厄的符号资本理论，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这种特定场域的符号资本会流通到另一个场域，甚至转化为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出场费、商业书籍的版税）。 　　当然，这也不是说所有的人老珠黄的专家学者都变成或可以变成公共知识分子。符号产品市场也有其筛选机制，但是剩下来的往往都是能言善辩、妙语连珠的，不一定要深入但一定要浅出，甚至干脆就是浅入浅出的，能够同读者、听众或观众心连心的，甚至要在适当的时候走点极端，因为——如同王朔所言——“激进的总是比务实的在话语上更具有道德优势”。由于观众也不知道这些问题的深浅，甚至不想知道问题的深浅，因此这种“临时转行”的公共知识分子几乎是不受监督，可以信口开河，纵横天下，发布各种预言和判断，实际上扮演了古代社会的巫师和祭司的角色。此外，这种市场的热点变化很快，即使说错了，预测错了，也没有什么人回过头来反思、追究。这些公共知识分子还大都只是到媒体客串，就业是在学术机构，有“铁饭碗”的（tenured），因此“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没有被炒的危险。 　　波斯纳指出，历史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从苏格拉底开始）则不同。第一，那时的知识分子也参与公共问题讨论，或讨论了公共问题，但是那时的知识分子没有现代的专业化，社会生活也不像今天这样复杂，他们往往都是一些多面手，而不是专家。其次，以往的公共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著名的思想家中，可能只有康德除外）大都不是书斋里的学者，往往更多是革命加、实践家、改革家，都从事过其他职业，学术仅仅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附带的一部分。这种身份和经验迫使他们更关心实践，他们不满足于提议，更要关心提议的可行性和可能的后果。 　　因此，不同的学术环境和学术制度塑造了不同的公共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强调的专业化在带来知识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一种知识交流的障碍，创造了一个看起来很繁荣，却没有多少质量控制的产品市场。产品质量“衰落了”；“更确切地说，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正变得越来越差、越来越没味道、并且也越来越不重要”。 　　既然从社会结构、制度条件来看，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产品质量衰落不可避免，那么，怎么办？波斯纳建议，所有学界人士每年把上一年有关这类热点问题的言辞都贴在自己的或所在大学的网上，以便利公众评价这些教授在同公众交谈时，是否大致接近符合学术作品所要求的那种准确、细心和公道标准。他还提议公共知识分子要公开自己的“出场费”，让观众对他们的话也有所留心。甚至他提议——至少目前根本不可能的——美国大学废除终身制和“铁饭碗”。 　　波斯纳的这几招看起来太“毒”了，本来骂骂人也就算了，而且还要砸人家的饭碗，出人家的丑。显然，这会令左右两翼的公共知识分子——要知道只有著名的、有权威的知识份子才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呀——都恼羞成怒；的确，是恼和羞成怒。 　　反击是肯定的。 二． 　　而且，还很容易反击。 　　首先，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甚至什么是“知识分子”？感觉似乎很清楚，但是要说明白，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奥古斯丁的难题”。甚至只要想一想我们当代中国，界定也已经很成问题了。如果说20年前，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界还比较清楚，那么今天，已经很不清楚了。你既不能用学历来界定，也不能用职业来界定。比方说，20年前，作家和诗人肯定是知识分子，可自打王朔点出“过去有些作家是流氓，如今有些流氓是作家”之后，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还笼统地认为作家诗人都属于知识分子了。又比如说，20年前，大多数人会把许多演员——至少是明星演员——当作知识分子，而今天，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名号，娱乐圈人士或演艺界人士，请问谁把赵薇或陆毅当作知识分子呢——尽管他们也大学毕业了。 　　这个问题在美国也一样存在。并且由于波斯纳是要做一个经验研究，这个定义还必须操作化。而任何操作定义都不可能令人满意，注定会受到各种批评。波斯纳的做法是首先区分出一些职业行当，具体的操作定义是“媒体提及”（media-mentions）或“网络提及”，也就是各种形式的媒体曝光次数。他利用了各种网络和杂志数据库所提到的人名次数作为测度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单位。应当说，这种测度方式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不高兴，那么这就是软肋。 　　而且，波斯 [1] [2] [3] 责任编辑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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